禄饵可以钓天下之中才,而不能啖尝天下之豪杰我们历史文化的根本基础上,几千年来一仍不变的重心所在,就是传统文化中王道的精神,也便是孔孟一系儒家学术思想的道统。严格说来,这种文化维系续绝的道统所在,倒并非因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缘故。实际上,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先天性地爱好人道和平,重视接近天则的王道教化,而薄视巧取豪夺的权谋所致。
因此,在我们的文化史上,尽管有非常可爱、非常重要的诸子学说思想,但也只能把它用来作为文化学术的旁通陪衬,而不能认为是正规的文化中心思想。更何况如苏秦、张仪之流的纵横谋略之学,只是从个人的权利思想出发,图得个人平生的快意,他的用心动机,并没有为国家天下长治久安作打算。因此,虽然在当时的现实政治上煊赫一时,风云了二三十年,但毕竟要被历史的天秤称量下去,并不予以重视。
再说,我们虽然只是简略地读了前面引述苏秦出处的那些资料,但在大体上,已可了解他是深受当时的时代环境、社会风气和家庭背景所影响。他并不能像孔子、孟子那样具有“确然而不可拔”的特立独行的精神修养。所以他始终只能成为一个大谋略家,一个聪慧的凡夫,绝对无法成为一个超凡的圣人。那么,在这里我们对于凡夫与圣人的分野,又如何来下一个定义呢?很简单:
在现实的人生中,只为自己一身的动机而图取功名富贵的谋身者,便是凡夫。
在现实的人生中,如不为自己一身而谋,舍生取义,只为忧世忧人而谋国、谋天下者,便是圣人。
所以我们只要看苏秦的传记上,当他学成再要出门时的豪语——“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的几句话,就可以看出他的器识志量只在财势而已。……
在战国的后期,国际上所有盛极而衰的强国,尽是一片纷纷扰扰的局面,都畏惧崛起西边的强秦,没有哪一国真敢和秦国抗手争衡的。即如孟子所见最大的、最古老的齐国之君齐宣王,也不例外。那么,苏秦这次的再次出门游说,要想实施他合纵抗秦的联合国计划,实在也真不容易。不要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如此之难,即如后世的历史上,以一介平民的书生,毫无背景,毫无凭借,要想掌握整个天下于股掌之间,成立一个空头联合战线的王国,除了苏秦以外,实在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
我们读历史,不管从哪种角度来衡量,随便怎么看不起苏秦的作为,但他毕竟还是有他对当时时代贡献的功绩存在。他后来能够南北奔走,把国际间联合战线组织成功,身佩六国相印。在私的方面,果然耀武扬威地让他家人和嫂子们羡慕不已。在公的方面,他也着实做到了吓阻强秦而不敢轻易发动侵略的战争。因此而使当时战事连绵的天下时局,能够由他手里一直安定和平地过了二十多年。不但当时的六国诸侯深受其利,间接地使当时天下各国的人民,能够喘息安居,半生免于战争戎马的祸患,实在也是很大的功德。虽然他只为现实利益,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但是他所造成事功的伟业,岂可轻易地抹煞。事实上,孟子在当时,也有所未能。
如照孔子评论管仲等人物的语调,假如孔子迟生在苏秦之后,也许会给他一句“可谓能矣”的评语呢!……
但是,苏秦是属于豪杰之士的人物,豪杰也是凡人,不能以他的一个人生,来遍盖一切的人生观念。另外如孔孟一系的儒家圣哲们,他们的人生哲学,一开始发心立志,便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如各个大宗教教主们的救世淑世主义者,当然又比苏秦的人生境界,超越了许多。其他如道家的隐士们,那种遗世独立的情操,又是另一种人生类型的风格。
因此,我们在现实的人生社会里,必须有独立不倚的澡雪精神,才能挺拔在“位高金多”的俗世之中。例如宋人陆仲微有一段对人生观的名言,实在可作为热衷于富贵中的清凉剂。他说:“禄饵可以钓天下之中才,而不能啖尝天下之豪杰;名航可以载天下之猥士,而不能陆沉天下之英豪。”
——南怀瑾先生《孟子旁通》
目前我们能够找到的汉代版本的《周易》,除了马王堆帛书版和阜阳竹简版外,还有一个“熹平石经”版。熹平石经刻于东汉熹平年间(172-178年),由东汉著名书法家蔡邕亲自书丹,将《周易》等经典刻于石碑,立于太学。熹平石经是最早的刻于石碑上的官方教科书,比唐代的开成石经要早了好几百年。虽然石碑自汉末以来屡经劫难,如今已经残存不堪,但是经过屈万里等学者的精心搜集,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部分石经残石上的《周易》,经过比对,我们发现,东汉熹平石经版的《周易》和唐代开成石经版的《周易》,虽然同是官方教科书,但是个别字的写法上还是有差异的。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两者最大的不同,体现在排版上面。 熹平石经中,《周易》的经文原本是与易传分开刻的——所谓易传,就是对《周易》的注释了,包括《彖》、《象》、《系辞》、《文言》等一系列作品。我们看到,在唐代的开成石经中,这些《彖》呀《象》呀的注释,已经全部混在经文里面了(据说最早这么干的人是东汉的著名经学大师郑玄,他觉得这样有助于大家理解)。所以我们今天打开《周易》时,常常会看到经文里夹杂着什么“《象》曰”、“《彖》曰”、“文言曰”的话,请暂时不要理会它们,因为这不是《周易》原本的内容。 说到此,我们手上已经拥有了五个版本的《周易》,依年代分别是: 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版(战国后期) 西汉马王堆帛书版(公元前180-前170年) 西汉阜阳竹简版(公元前165年以前) 东汉熹平石经版(公元175年) 唐开成石经版(公元830年) 经过对这五个版本的比较,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周易》的经文(除去传文后)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最早的版本(上海博物馆版)与目前的通行本,基本没有经过任何删节和改动。唯一不同的是字的写法:前一种是用战国时的楚国文字抄写,而我们手中的通行本子上是简化字。 其他证据也表明,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易》的经文内容就已经定型了。据《晋史》载,西晋武帝时(约公元280年左右),一个伟大的盗墓贼在汲郡(今河南汲县)的一座战国古墓中,发现了一大批竹简古书(即著名的“汲冢古文”),其中就有古本《周易》。 这个伟大的考古发现被官方得知,并派出荀勗、和峤、卫恒、束皙等学者对这些古籍进行整理。由于这批古书都是用战国文字书写,西晋时人已经不易辨认,所以颇花了好些年功夫,后来,据《晋书 束皙传》载,专家组整理出“《易经》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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