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的五种原始版本

目前我们能够找到的汉代版本的《周易》，除了马王堆帛书版和阜阳竹简版外，还有一个“熹平石经”版。熹平石经刻于东汉熹平年间（172－178年），由东汉著名书法家蔡邕亲自书丹，将《周易》等经典刻于石碑，立于太学。熹平石经是最早的刻于石碑上的官方教科书，比唐代的开成石经要早了好几百年。虽然石碑自汉末以来屡经劫难，如今已经残存不堪，但是经过屈万里等学者的精心搜集，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部分石经残石上的《周易》，经过比对，我们发现，东汉熹平石经版的《周易》和唐代开成石经版的《周易》，虽然同是官方教科书，但是个别字的写法上还是有差异的。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两者最大的不同，体现在排版上面。 熹平石经中，《周易》的经文原本是与易传分开刻的——所谓易传，就是对《周易》的注释了，包括《彖》、《象》、《系辞》、《文言》等一系列作品。我们看到，在唐代的开成石经中，这些《彖》呀《象》呀的注释，已经全部混在经文里面了（据说最早这么干的人是东汉的著名经学大师郑玄，他觉得这样有助于大家理解）。所以我们今天打开《周易》时，常常会看到经文里夹杂着什么“《象》曰”、“《彖》曰”、“文言曰”的话，请暂时不要理会它们，因为这不是《周易》原本的内容。 说到此，我们手上已经拥有了五个版本的《周易》，依年代分别是： 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版（战国后期） 西汉马王堆帛书版（公元前180－前170年） 西汉阜阳竹简版（公元前165年以前） 东汉熹平石经版（公元175年） 唐开成石经版（公元830年） 经过对这五个版本的比较，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周易》的经文（除去传文后）基本上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最早的版本（上海博物馆版）与目前的通行本，基本没有经过任何删节和改动。唯一不同的是字的写法：前一种是用战国时的楚国文字抄写，而我们手中的通行本子上是简化字。 其他证据也表明，至少在战国时期，《周易》的经文内容就已经定型了。据《晋史》载，西晋武帝时（约公元280年左右），一个伟大的盗墓贼在汲郡(今河南汲县)的一座战国古墓中，发现了一大批竹简古书（即著名的“汲冢古文”），其中就有古本《周易》。 这个伟大的考古发现被官方得知，并派出荀勗、和峤、卫恒、束皙等学者对这些古籍进行整理。由于这批古书都是用战国文字书写，西晋时人已经不易辨认，所以颇花了好些年功夫，后来，据《晋书 束皙传》载，专家组整理出“《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虽然专家们还在争论汲冢的墓主人究竟是魏安厘王（公元前243年卒）还是魏襄王（公元前296年卒），但我们已经可以肯定，战国后期的《周易》在内容上已经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没有什么两样，除了它是用一种蝌蚪样的文字抄写下来的。 所以，丢开易传等注释后，我们就得到了原汁原味的《周易》，一部至少从战国晚期就完完整整地流传到了今天的古书。 有人会觉得，啊呀，这太难了，蝌蚪文写的，怎么看得懂啊？ 没有关系，因为事实上，古文字专家们读起这个原始版本的《周易》时也是头疼无比，他们时常拿着现在的版本跟那一堆发黄的竹片对比半天后，恍然大悟地说：“啊，原来古时候这个字以前是这样子写的呀！”而大部分的易学大师们，相信我，他们在阅读蝌蚪文方面的能力并不比我们强多少。 有人又会问：既然所有版本的内容其实没有变化跟，为什么不直接看通行本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不同版本的文字写法差异太大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乾坤的“坤”字，在东汉时熹平石经上的写法居然是“巛”，而“乾”字在西汉时马王堆帛书上的写法居然是“键”！如果你仔细比对过以上五个版本的《周易》，就会发现百分之八十的字都出现了不同的写法！ 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明确：类似卦象符号的6位数字组，最少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存在了。 这些6位数字组无疑是占筮的记录。因为我们在陕西扶风县黄堆乡齐家村出土的一块西周时期牛肩胛骨上，发现了几组6位数字和“其祷甶有瘳？”等卜问句。这样的句子带有占问的语气，如商代的卜骨上就经常会出现“其受佑？”“其有灾？”这样的问句。 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卜骨上，还发现了刻在这些数字边上的“贞吉”二字，这是表示占问的结果吉利的话，在《周易》中出现的频率也很高。 是《周易》的占筮方法与西周早期和商代的不一样吗？事实未必如此。我们无法肯定《周易》中使用的占筮方法与商代时有何不同，但是却可以确定，《周易》中的卦画是经过特意整理和归纳的。 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设想：如果我们是商代的一位卜筮大师，奉命把每一次占筮得到的结果整理一下，单单是那一组组的6位数字，就已经够我们喝一壶了。因为如果一组6位数，可以用从1到9的任意数字组成，出现的可能组合数量会是一个天文数字（数学好的朋友可以试着算一算会有多少种可能）。即使仅用甲骨筮数中经常出现的5、6、7、8这四个数字，甚至只用其中的三个数字，可以组成的6位数的数量也同样是非常巨大的，更何况，我们还要把卜问的内容和验证的结果给统计进来。 但是，如果这组6位数仅仅由两个数字组成，那么出现的排列组合数就很好计算了：它等于2的6次方，不多不少正好是64,也就是《周易》的总卦数。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周易》的卦画中只出现了“一”和“八”两个数字，应该只是出于简明的需要罢了。简化的原则应该很简单，那就是把所有的奇数表示为“一”，把所有的偶数表示为“八” 这样的判断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要简化的话，只需要将所有的数字按奇偶分开，再分别用一个奇数和偶数来代表就可以了，这个奇数既可以是一，也可以是五或七，偶数既可以是八，也可以是二、四、六。 比如在1987年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包山二号战国楚墓的楚简上，就只出现了“一”和“六”这两个数字。 包山二号墓的墓主邵佗，下葬于公元前316年楚历六月二十五日，因此专家们推断，这批楚简的抄写年代约在公元前322年至公元前316年间，也就是说，年代与上海博物馆藏的楚简《周易》差不多。所以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当时人们对于用“六”还是“八”作为偶数的代表还不统一，但是用“一”作为奇数的代表则口径一致，因为所有的奇数中它是一笔就能写成的。我们同样可以推定，古人选用“六”或“八”代为偶数的代表，而不是选用和“二”或者“四”，乃是因为“二”容易被误认为是两个“一”，而“四”则笔划太多（而且甲骨文中的“四”字其实会被误以为是四个“一”）。 从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周易》中的64个卦画，其实是无数个卦画的精简版。倘若真要严格地按不同的数字组合来编写的话，《周易》的篇幅将会是无比浩大的，别的不说，单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乾》卦卦画，它就有可能原来是“一、一、一、一、一、一”，或“一、三、五、七、七、一”，或“三、七、五、七、九、九”，或“七、七、七、七、七、七”……等等任意6个奇数凑成的数字组，如果要逐一列出的话，至少几百页也是打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