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监狱文学”：《周易》六十四卦及其卦爻辞

作者： 张涛，北京师范大学易学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孟子·公孙丑》中，孟子有一个“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历史论断，在《孟子·尽心下》中，孟子又解释了这个论断的含义：由上古圣王尧舜到商汤之间相隔500年，由商汤到周文王兴起又是五百余年，这之后500年便到了孔子的时代，所以每过大约500年必有圣君的兴起。孟子的这个说法揭示出商周易代是我国历史进程中一个重要节点，而这种剧烈的时代变革，又与周文王推演《周易》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最早的“监狱文学” 《周易·系辞下》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王之事邪？是故其辞危。”意思是《周易》出现在殷商末年，这时正当周德最为昌盛，其中记载的多是文王与纣王之间的故事，所以言辞多充满忧患意识。那么其辞之“危”从何而来呢？太史公司马迁给出了解释，他在《报任安书》（也称《报任少卿书》）中提到“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也就是说，《周易》六十四卦及其卦爻辞是周文王在被拘禁的时候推演出来的，可谓中国最早的“监狱文学”作品，后来则成为我国最古老、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 “西伯”在史书中常常是指周文王姬昌。他生活在商王朝的统治之下，所在的“周”只是一个方国，所以姬昌只有“伯”的称号，加上当时周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又是在商王朝西边，所以人们称姬昌为“西伯”。 其实，周人最初并非是西边的原住民。根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的始祖原名为“弃”，是尧舜时代的农师，因他广为传播稼穑之法，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生产进步和经济发展，故而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获得了位于邰（今陕西武功西南）的封地和“后稷”的封号，并世代以姬为姓。 经历数代首领的统治，到古公亶父即文王的祖父这一代，周族才真正进入强盛时期。古公亶父将国都迁至岐地（今陕西岐山）。他带领民众，改变了戎狄风俗，开始营建房屋住所，奖励耕织，使周人的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势力日渐强盛。经历了古公亶父和姬昌的父亲季历两代人的励精图治，到姬昌即位时，周人已经具备相当的影响力，并获得了周边不少诸侯的支持。 《史记》记载，姬昌即位后继承和发展了父祖的事业，他贤德的美名传扬四方。与之相反的是，纣王昏庸无道、宠幸妲己，作炮烙之刑苛待大臣，又耽于酒池肉林的宴乐，不理朝政，使得不少重臣、名士心生失望，纷纷择良木而栖。比如著名的伯夷、叔齐兄弟，在听说姬昌施仁政，赡养老人后，不惜从千里之外的令支（今辽宁西部）前来投奔。然而，姬昌积善累德、广纳天下贤士的美名也引来了猜忌。佞臣崇侯虎向纣王进献谗言道：“姬昌得到了诸侯的归顺，恐将对君王您不利。”纣王生性残暴，疑心又极重，在听到这样的谗言之后，便马上下令将姬昌抓来，囚禁于羑里（今河南汤阴）。这一囚禁就是七年。 在这七年的时间里，姬昌忍辱负重，经历了生死考验。有一次，纣王听到了民间的传闻，说姬昌为圣人。荒唐残暴的纣王竟然将在殷都做人质的姬昌之子伯邑考杀害，并且做成肉汤让姬昌食用。姬昌顾全大局，委屈自己，虽明知是儿子的肉做成的羹汤，也忍痛吃下了。而这却引来纣王的讽刺：“圣人当不食其子羹。谁说姬昌是圣人？连吃了自己儿子的肉都不知道！”此事过后，纣王不再相信姬昌是什么圣人，也就逐渐放松了警惕。最终，周臣闳夭等人看准时机，用丰厚的礼物换回了被长期囚禁的姬昌。纣王为了安抚姬昌，正式赐予他“西伯”的称号，同时赐予姬昌自主领兵作战的权力。这七年的牢狱生活，使姬昌痛失爱子、历经屈辱，但他依然不屈不挠、自强不息，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研究、推演宇宙和自然的奥秘，推出了不朽的皇皇巨著——《周易》。 ▍从“八卦”到“六十四卦” 文王《周易》和伏羲八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司马迁记载文王在羑里时“演《周易》”，在《说文解字注》中，清代学者段玉裁解释“演”为“引伸之义也”，由此可知，周文王是在伏羲所作八卦的基础之上做了一些推理、推演的工作。这种意识具体又是如何展现出来的呢？ 现行《周易》有六十四个卦，每卦六爻，通过阴（–）阳（—）二爻来体现天地之间的秩序。六十四卦是由八卦两两相重而成的，如乾卦即是由两个乾卦（“☰”）重叠，表示天道刚健，自强不息。文王对于《周易》作出的一大贡献正是在此：他将伏羲所作的八卦符号相互重叠，八八共为六十四卦，这一做法扩大了卦象所覆盖的范围，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周易》所代表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文王为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规定了其所代表的含义（即卦辞），又以具体事例的方式为三百八十爻中的每一爻赋予了意义（即爻辞）。这在当时对于周人和《周易》的影响都是极为巨大的。 文王在撰写卦爻辞的过程中，一方面继承了伏羲以来以八卦象征天道的做法，取象于自然，通过象征的方法揭示世界的运行规律，从而使《周易》具备了“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占知未来”的功能。以众所周知的乾卦为例，乾是天的意思，文王以“龙”比喻天，乾卦讲述由“潜龙勿用”逐步发展到“飞龙在天”，在到达“亢龙有悔”的极致时又归于“群龙无首”状态，开始了新的循环往复。通过这个循序渐进、周而复始的过程，文王为世人揭示了事物运行的规律和特点。 另一方面，文王在作卦爻辞的过程中还常常以具体事件为例，甚至一些卦名，如“无妄”“归妹”等，都是直接取自真实的历史。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周易》爻辞中有“帝乙归妹”的记载，正是与文王自身息息相关的历史事件。 《诗经·鲁颂·閟宫》记载，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迁居岐山以后，周族实力逐渐强大，由他开始了“剪商”之举。这引起了商王的忌惮，于是商王将文王的父亲季历召唤到殷都而杀害，文王与商王之间由此横亘着不可化解的仇恨。纣王继位后，为了笼络周人，将王室之女嫁给文王为妻，这便是《周易》“帝乙归妹”故事的原型，而“天作之合”这一出自《诗经·大雅·大明》的成语就是用以形容这段婚姻。按理说，文王应该牢记父仇，与商王室划清界限，但是他深知他当时还处于“潜龙勿用”的阶段，不宜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和远大理想，还是接受了这段联姻，同时也让殷商王朝暂时放松了警惕，从保存实力的角度来说，确实是“天作之合”。《周易》全书也都是在体现一个道理——“易”，事物都有发展的过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人们应当审时度势，与时偕行，方能逢凶化吉，趋利避害，实现亨通。 ▍揭开“占卜”的文化奥秘 《淮南子·氾论训》记载，纣王一生昏庸荒唐，最后葬送了国家，然而他却从来不曾反省过自己的荒淫无道，唯一使他后悔的就是没有将文王杀死在羑里，而是释放了他，为周灭商埋下伏笔。 这其实与文王演《周易》有很大关系，在当时，由于人们往往相信占卜的结果预示着天意，文王在推演八卦后，就把神明旨意的解释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从而扩大了号召力，为后来“武王克商”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和群众基础。此外，《周易》中充满哲理和教育意义的卦辞，奠定了周代文明的基本底色，这也是周王朝绵延数百年的文化奥秘。 文王拘于羑里而演《周易》，是易学演进史上最不可或缺的重要阶段。研究表明，商王朝有着高度发达的文明，从现今所发掘的殷墟甲骨卜辞就能够看出，商代贵族对于占卜极为热衷，并且有专职从事占卜的人员，由此也衍生出了发达的“占卜文化”。在商代的王畿，常常聚集着一大批从事占卜活动的巫师，这些人在当时是极受尊重的知识精英，因此，王畿不仅仅是政治中心，也成为了当时华夏文明的文化中心。而我们今天说的羑里，就在这个文化核心区中。相比之下，周人地处西陲，文明发达程度自然不及王畿。文王被拘于羑里，客观上他能够接触到更先进的文化。 另外，最新的研究表明，文王作为一国之主，并没有被纣王完全剥夺人身自由，而是被软禁在羑里城。如果研究属实，那么他就能够与王畿的高级知识分子来往，也可以见识到殷商文明的繁荣。因此我们说“西伯拘而演《周易》”是易学演进和发展史上最不可或缺的一环，七年的囚禁岁月不仅给了文王充分的时间思考宇宙奥秘，也使其能够在商代文明中充分汲取所需的营养，最终著成《周易》。 文王被囚禁时，充分发扬了《周易》所讲求的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精神，他在逆境中仍坚忍不屈，不忘故国子民，推演出《周易》以推动周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他还将居安思危、慎终敬始的忧患意识贯穿在《周易》卦爻辞当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警醒后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要时刻反省自己的言行举止，谨言慎行。此外，他亲自示范了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包容态度，通过积极吸收殷商文明的优秀成果，将其纳入到《周易》的范畴当中，使其服务于六十四卦以及卦爻辞的产生。需要注意的是，文王在被赎回岐山之后，献出了洛水以西的土地以换取纣王废除炮烙之刑，这般胸怀天下的仁德正是《周易》所讲求的“九五”“中正”之君应具备的品质和能量。 《周易》并非单纯的占卜之书那么简单，我们现在看《周易》更应该关注卦爻辞背后所蕴含的哲理，由此更能体会到周文王的大智慧。正是因为文王演《周易》，周的文明程度才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才得以取代殷商而建立王国。 后来，儒家将文王纳入道统的传递中，唐韩愈将这个道统确定为尧、舜、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可见文王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他之所以能够开启新的时代，正是与《周易》的产生密切相关。 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传统文化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还曾引用包括“文王拘而演《周易》”在内的具体史实。一般认为，《周易》是高深莫测的秘籍，但实际上它早已悄无声息地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认真体会周文王当年“拘而演《周易》”时的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并将其贯彻到具体的行为当中。